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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山东省济南市率先宣布发放2000万元消费券。随后，全国陆续有多个省市地区宣布向公众发放消费券。最“豪横”的当属是浙江，仅杭州、温州两地就已经发放了超过34亿元的消费券。而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武汉，也通过支付宝等平台发放23亿元消费券，其中5亿为政府出资，剩余18亿由平台匹配。而南京、合肥、青岛、北京等地向公众发放的消费券也都超过了亿元级别。

同样毋庸置疑，以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为代表的直接税改革，不仅关系到税制结构优化目标的实现，而且事关地方税体系建设以及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直接税改革就是地方税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就是健全地方财政收支体系，也就是重塑以“分税制”为灵魂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新格局。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高培勇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来临，与整个改革开放事业如影随形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步入了不惑之年。迄今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实践总体上是成功的，但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相比，只能算是阶段性的，如可归入直接税改革系列的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裹足不前”。

谢治宇表示，今年以来A股市场的确压力较大。国内去杠杆的力度大，部分资金对于宏观经济增速下行的风险有些过度担心，同时外部层面的冲击和周期可能会超出预期。在如此内外因素的联合夹击之下，市场环境更为复杂，不可控因素增多，整体的确较为悲观。但随着多数行业估值持续回落，部分行业以及个股的估值已经接近历史偏低水平，风险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释放，已经充分反映了悲观预期。

7.问：向网信部门、公安机关、行业主管部门等报告是否属于行政许可?答：不属于行政许可，完成报告即为履行义务。8.问：为什么发布具体网络和信息系统存在风险、脆弱性的情况时，需要事先征得其运营者书面同意?答：如果随意发布上述信息，恶意分子有可能利用这些信息入侵相关网络和信息系统，导致网络和信息系统运营者利益受损。但如果根据发布的网络安全威胁信息，无法定位到具体网络和信息系统，如不涉及网络和信息系统的名字、位置、域名、IP地址等信息，就不需要征求其运营者同意。此外，如果相关风险、脆弱性已被消除或修复，或已提前30日向网信、电信、公安或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举报，发布上述信息也可不经其运营者同意。

昆仑万维此前为撇清闲徕互娱所谓“涉赌”问题，曾称公司盈利几乎全部源于“房卡”的销售收入，在销售上通过官方自营或代理渠道。“房卡”的官方自营价格3元/张，给代理的价格一般不超过2元/张。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闲来麻将的迅速推广，靠的就是代理。表面看，代理是以差价获利，即从闲徕互娱批发“房卡”，再将“房卡”加价零售赚钱。但在实际运营中，还无法避免另一种情况的发生，即代理成为线上赌局的组织者，免费向玩家赠送“房卡”，再从每局中获得“抽水”。有律师表示，如果发生了此类“涉赌”情形，则相关软件的开发者、运营者也将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