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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监管者角度看,监管者从社会利益出发应当具有安全偏好。面对创新,监管者的任务是保持市场的公平、公正,维护市场秩序和有良性竞争,并以此来为市场主体创新提供支持和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当然监管者本身也面临监管方法和监管手段的创新。监管者对市场具体创新行为应当具有必要的宽容、包容,市场主体对监管者的安全偏好也应当给予充分的理解。

《基本法》前一年的1995年,华为的销售收入为14亿元,员工人数为800人。《基本法》元年的1996年,华为的销售收入为26亿元,员工人数为2400人。《基本法》制定过程中的1997年,华为的销售收入为41亿元,员工人数为5600人。《基本法》审定通过的1998年,华为的销售收入为89亿元,员工人数为10000余人。

以下为演讲摘编:汪潮涌:40年前,1978年我在哪儿?我在离南昌300公里的大别山的深处,我还是一个初中生,那是刚高考后的第一年,我当时是当地一对目不识丁农村夫妇的孩子,他们当时对我的期望是留在村里能够照顾他们。从我1岁成为我农村养父母养子的时候,一直到12岁,在农村待了11年。我特别不喜欢南方的冬天,因为南方的冬天对我们来讲意味着没有手套,没有棉鞋,那我们手上都得生冻疮,脚上裂口子,这就是我的童年。

04科技园《基本法》起草之时,正值华为由租用的深意工业大厦搬到自建的科技园一号楼,十余年后我又去过一次深意工业大厦,绕楼三圈,百感交集,想到最多的是当年的《基本法》岁月。《基本法》写作的突破,源自一页半复印的小文章,讲的是宝洁公司的案例,我们受此启发,当时提炼出三个问题,基本上为《基本法》定下了基调,确定了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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