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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与2003年SARS阶段相比，现在的情况有何异同？汪涛：拿SARS时期来和现在做比较非常不妥，当时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和国际环境都有所不同。2003年时，我在IMF做关于中国经济方面的研究，当时中国经济增速高达10%，尽管受到SARS影响，但相比2002年增速反而提升1个百分点。当时，中国刚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全球需求增长旺盛，带动中国出口大增。此外，当时的房地产市场也高速增长，房地产投资增速高达30%以上，制造业产能高度扩张，钢铁等大干快上，经济处于过热的情况。

公布外国犯罪分子数据，而跳过了美国国内枪击案频发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发美国社会对外籍人士的敌视。此外，对于美国参与的国际事务，也没有特朗普说的那么好。特朗普夸耀美国基本消灭了ISIS组织，但实际上ISIS可能正准备卷土重来；特朗普认为他主导的巴以和平新方案极其成功，但事实是巴勒斯坦断绝了与美以的一切关系，新的风险正在酝酿；

论坛的议题与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主持人的话并没有引起其他人的响应，各位嘉宾在接下去的发言中都没有涉及政治分歧问题。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考虑，一方面必须跟上论坛话题的节奏，向大会传递中国的立场和观点，但同时又不能对美国参议员的挑衅无动于衷。那天亨利·基辛格（HenryAlferdKissinger）博士也坐在台下，他的座位很靠前，我能看到他正在朝我微笑。我与他已经很熟悉了，我们围绕涉及政治分歧的话题进行过多次辩论和探讨。但是，今天不是争论具体分歧的场合。如何回应美国参议员貌似无心却又非常刻意的政治挑衅呢？我从基辛格的微笑中看到了期待，这让我想到了一个轻松化解的角度。

正是科技企业陪跑时间长、上市难等特点，使人民币基金备受压力，也让一些VC/PE机构望而却步。而科创板的提出，让关注技术创新的投资机构也不再“退出无门”。左梁提到，美国的科技市场之所以发达，是因为以机构投资人为主、基金整个投资周期可以达10年以上，科技企业在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相应基金投入和接盘。而目前，中国私募股权基金的LP机构跟二级市场投资者类似，是以“散户”为主，这类LP更希望基金能在5-7年以内退出项目，获得短期收益。而科创板的推出大大缩短了科技企业的上市时间，减少了企业上市的不确定性，因此也鼓励了投资机构把资金投资到真正优质的企业，寻找到真正有科技创新能力的企业。

但是在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光圈控制景深，但却不是景深的唯一控制因素，除了光圈以外，镜头的焦距，以及镜头和主体，主体和背景之间的距离同样会对景深以及对背景的虚化效果起影响作用。在同一条件下，比方说同样的相机镜头，相机到主体，主体到背景距离一致的前提下，f/1.8的虚化效果肯定要比f/8要强，但是除去这些前提条件，那就说不准了。

在此之前，渣打银行（中国）于2018年6月递交该资格申请，并于4个月后正式获批，成为首家外资行基金托管人。分析人士认为，国内银行业尤其是大型银行在基金托管方面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外资行进入这个市场，可能从一些细分领域突破，与国内银行错位竞争。外资行入场后，将进一步加强境内外市场的互联互通，或成为撬动行业新格局的一个支点。